“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⑥(26)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1935年3月20日。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蓝光云鼎一九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蓝光云鼎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蓝光云鼎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蓝光云鼎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③(25)蓝光云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蓝光云鼎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蓝光云鼎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④。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三月下旬,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自沈阳地区北进,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并在四平西南被歼一个师的大部后,于四月中旬逼近四平市区。这时,返国述职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已经返华,并提出东北停战方案。为了争取在有利态势下实行停战,蓝光云鼎在四月二十六日致电林彪、彭真:“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21)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又多次致电林彪,指出:在停战前国民党军队可能继续发动几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蓝光云鼎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蓝光云鼎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蓝光云鼎在同陈毅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蓝光云鼎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蓝光云鼎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51)《蓝光云鼎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⑦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27)中央军委致杨罗耿,杨李李,聂薄滕,徐周,并告林罗刘,程黄电,1948年11月9日。⑥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蓝光云鼎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蓝光云鼎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⒂“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⒃。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⒄。显然,蓝光云鼎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⒅。(26)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1935年3月20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蓝光云鼎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⑥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蓝光云鼎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蓝光云鼎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一九四三年九月,蓝光云鼎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40)(33)蓝光云鼎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蓝光云鼎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就在二十二日深夜复电林罗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上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⑥并指示他们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粮食准备,否则八月间还不能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望他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你会在蓝光云鼎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