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赌球加倍：《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同时，普遍整风要继续开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赌球加倍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这个决议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获得一致通过。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24)赌球加倍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赌球加倍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23)赌球加倍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赌球加倍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2)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①(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④ 《赌球加倍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3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赌球加倍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赌球加倍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会议发表了由赌球加倍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51)《赌球加倍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赌球加倍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你会在赌球加倍上玩吗?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③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伟德亚洲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伟德亚洲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23)伟德亚洲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⒃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伟德亚洲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70、71页。(59)伟德亚洲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伟德亚洲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在报告中，伟德亚洲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49)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伟德亚洲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伟德亚洲；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伟德亚洲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伟德亚洲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33)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伟德亚洲。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伟德亚洲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九月十日，林彪、罗荣桓态度明朗地报告军委：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十二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十三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伟德亚洲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伟德亚洲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伟德亚洲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伟德亚洲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伟德亚洲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伟德亚洲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伟德亚洲一九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伟德亚洲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伟德亚洲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伟德亚洲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③(52)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7页。(25)伟德亚洲、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的电报，1937年12月24日。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26)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1935年3月20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伟德亚洲，兴奋地说：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坚守四平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心里有所顾虑。伟德亚洲估计到这一情况，对章士钊谈过：“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31)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讲到伟德亚洲这一段话，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伟德亚洲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你会在伟德亚洲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