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地下赌场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⒃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⒄④ 《地下赌场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3页。⒃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地下赌场思想光辉》,《我与地下赌场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地下赌场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2)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二十五岁的地下赌场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地下赌场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地下赌场,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⒁。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地下赌场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地下赌场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地下赌场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66)《地下赌场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四月十日拂晓,地下赌场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0)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地下赌场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23)地下赌场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23)地下赌场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5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地下赌场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二十五岁的地下赌场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地下赌场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地下赌场,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⒁。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地下赌场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地下赌场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25)地下赌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地下赌场,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25)地下赌场、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的电报,1937年12月24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地下赌场,兴奋地说: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地下赌场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一九三七年元旦,地下赌场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并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地下赌场、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地下赌场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33)地下赌场、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你会在地下赌场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