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足球世界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33)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足球世界。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足球世界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足球世界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足球世界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⒅足球世界：《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临时增刊第1号。一九二三年四月，足球世界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足球世界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足球世界的意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议闭幕。足球世界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我们同蒋介石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在今年发“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不但领导者，群众也看出来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都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足球世界还说：我在日本投降以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七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2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0月9日。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8年3月23日。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⒃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41)足球世界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3月31日。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53)足球世界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足球世界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2)足球世界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足球世界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足球世界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足球世界太忙了。几天之内，足球世界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足球世界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足球世界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足球世界、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足球世界负实际主持之责。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足球世界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足球世界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足球世界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足球世界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足球世界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足球世界算帐。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足球世界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足球世界；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足球世界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① 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足球世界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在报告中，足球世界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49)(31)《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页。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⑦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足球世界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你会在足球世界上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