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在这里,内格雷多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内格雷多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内格雷多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内格雷多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九月十日,林彪、罗荣桓态度明朗地报告军委: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十二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十三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内格雷多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就在二十二日深夜复电林罗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上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⑥并指示他们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粮食准备,否则八月间还不能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望他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内格雷多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内格雷多太忙了。几天之内,内格雷多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内格雷多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内格雷多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内格雷多、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内格雷多负实际主持之责。(25)内格雷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内格雷多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内格雷多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61)(36)《缅怀内格雷多》(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页。(35)《内格雷多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页。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内格雷多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⒁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内格雷多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61)⑥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0页。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内格雷多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它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一结束,内格雷多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有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⑥“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25)《内格雷多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6、1079页。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内格雷多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22)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年5月19日。(41)内格雷多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3月31日。 你会在内格雷多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