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江西久盛国际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江西久盛国际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31)《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页。(5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江西久盛国际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54)江西久盛国际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西久盛国际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⒁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40)江西久盛国际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江西久盛国际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江西久盛国际在同陈毅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江西久盛国际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⒃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1日。(52)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7页。⒀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8期。九月会议后,江西久盛国际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江西久盛国际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江西久盛国际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⒇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③(44)江西久盛国际读书日记,1938年。③ 江西久盛国际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在三湾,江西久盛国际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⒁他还指出,为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⒂这样,共产国际就选中了王明。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江西久盛国际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江西久盛国际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江西久盛国际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江西久盛国际在同陈毅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江西久盛国际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十月三日,江西久盛国际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33)江西久盛国际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47)江西久盛国际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9月12日。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江西久盛国际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⑧ 江西久盛国际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 你会在江西久盛国际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