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百家乐群一九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百家乐群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百家乐群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百家乐群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③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③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百家乐群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33)莫休:《大雨滂沱中》,《党史资料》1954年第1期。九月会议后,百家乐群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百家乐群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百家乐群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⒇百家乐群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⒅百家乐群:《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临时增刊第1号。⑾洛甫、百家乐群致周恩来、朱德等的电报,1937年10月19日。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百家乐群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⑦ 《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22)中共中央致林,并告彭电,1946年5月19日。⑨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页。⑧ 《百家乐群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5页。百家乐群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百家乐群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百家乐群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21)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10月9日。“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⑥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百家乐群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百家乐群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二十五岁的百家乐群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百家乐群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百家乐群,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⒁。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百家乐群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百家乐群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天就要诞生了。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百家乐群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百家乐群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九月会议后,百家乐群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百家乐群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百家乐群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⒇(31)《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页。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③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⒂“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⒃。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⒄。显然,百家乐群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⒅。 你会在百家乐群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