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澳门豆捞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九月十日,林彪、罗荣桓态度明朗地报告军委: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十二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十三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澳门豆捞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会议一结束,澳门豆捞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澳门豆捞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澳门豆捞太忙了。几天之内,澳门豆捞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澳门豆捞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澳门豆捞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澳门豆捞、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澳门豆捞负实际主持之责。⑩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澳门豆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00、401页。② 澳门豆捞致林罗刘,并朱刘电,1948年2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澳门豆捞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澳门豆捞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澳门豆捞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澳门豆捞;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澳门豆捞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澳门豆捞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澳门豆捞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澳门豆捞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5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澳门豆捞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⒃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⒄(41)澳门豆捞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3月31日。在三湾,澳门豆捞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一,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因此必须精心筹划,精心组织,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北上的八万敌军中的一半左右。(24)澳门豆捞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25)澳门豆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44)澳门豆捞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当时,澳门豆捞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澳门豆捞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澳门豆捞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澳门豆捞、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澳门豆捞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⒁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你会在澳门豆捞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