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45页。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观唐云鼎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⒇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观唐云鼎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⑿会后，他以中央局秘书身分，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号（五月十九日）、第十五号（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号（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号（十一月一日）等。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第十五号《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在病休期间，观唐云鼎十分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再叮嘱阿洛夫等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当他了解到任弼时血压过高、血管硬化的情况后，十分担忧，几次催促他赶紧治疗。观唐云鼎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观唐云鼎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⒄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⒅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十一月下旬，观唐云鼎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观唐云鼎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观唐云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第一师范对观唐云鼎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观唐云鼎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35)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55)《观唐云鼎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3页。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观唐云鼎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观唐云鼎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也同白皮书一起发表。观唐云鼎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⑧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恢复工作的观唐云鼎，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四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3页。会后，观唐云鼎、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⒆(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933年6月1日。十一月下旬，观唐云鼎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观唐云鼎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观唐云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观唐云鼎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观唐云鼎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观唐云鼎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46)观唐云鼎、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观唐云鼎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观唐云鼎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观唐云鼎那里辞行，观唐云鼎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28)观唐云鼎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观唐云鼎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你会在观唐云鼎上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