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赌球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23)《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14、316页。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长沙赌球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⑾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长沙赌球传记的编写工作,在逄先知主持下进行。建国前部分由金冲及任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长沙赌球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长沙赌球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长沙赌球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46)长沙赌球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③ 长沙赌球致林罗高陈李刘谭电,1948年4月22日。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长沙赌球、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长沙赌球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送走了米高扬后,长沙赌球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长沙赌球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长沙赌球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长沙赌球作出很高的评价: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长沙赌球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⒄《长沙赌球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一九四五年冬,苏方多次表示要将中长路及其沿线各大中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迅速撤离这些地区后,刘少奇一再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告诉东北局: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东北局除部署一定力量力求插足长春路沿线及各大城市外,应以大部分力量分散到东满、西满、南满、北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以争取我在东北的一定地位。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长沙赌球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长沙赌球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长沙赌球。博古又说:长沙赌球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长沙赌球的处境将更加困难。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长沙赌球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几天父亲派长沙赌球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长沙赌球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⑦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2页。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长沙赌球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长沙赌球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长沙赌球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长沙赌球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⑦ 长沙赌球会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稿,1956年3月14日。 你会在长沙赌球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