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晨五时，阿吉雷切签发由周恩来起草的东北野战军的指示：因傅作义部九个步骑师向绥东寻杨成武部作战，杨罗耿兵团不能不到平张段，予以配合。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六月十九日，阿吉雷切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阿吉雷切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阿吉雷切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53)。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54)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七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十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阿吉雷切、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阿吉雷切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阿吉雷切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阿吉雷切作出很高的评价：一九九六年六月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阿吉雷切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⑿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阿吉雷切作为卓越的军事家那种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当决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政府仍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阿吉雷切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战备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阿吉雷切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战略大决战。⒃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关于各项具体政策，指示也根据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分别就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政策。⒃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来延安访问的人中有一些外国朋友，阿吉雷切非常重视同他们的交往。② 《阿吉雷切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页。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阿吉雷切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阿吉雷切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阿吉雷切那里辞行，阿吉雷切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28)阿吉雷切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阿吉雷切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阿吉雷切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二月六日中午，阿吉雷切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⑥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阿吉雷切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他的卫士回忆：“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⑾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阿吉雷切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阿吉雷切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阿吉雷切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在军事上，他思考着要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⒇阿吉雷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30日。阿吉雷切在重庆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阿吉雷切，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刘邓的电报表示，在粟部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自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看到这两份电报后，阿吉雷切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五月二十一日，阿吉雷切主持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他指出全会的任务是：一、准备七大；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阿吉雷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方针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关于发展自己，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对当地的老乡，阿吉雷切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你会在阿吉雷切上玩吗?
